| 内容介绍 |
中国商法之彰，其基础在于商主体。然而，商主体立法长期裹挟于民法序列，以致民商主体不分；抑或因国情特有之工商登记，以致限缩于登记程序大题小做。若细究商人发达史，浸透商人自治的商主体权利诉求，始终以“重商”基调，诠释者“商—人—法”叁者的密切关联并演绎的独特个性，成就了近代以行会为主导的商事登记模式。市场经济内在的自由交换规律，暗合着隐含于“天赋人权”的行商自由，已经让现代商事登记的功能渐次从早期标示权利的资格时代，转向了以实现商人自由为基本前提的行商者信息传递的客观事实。以平等确权和资信公示为主要内容的登记功能植入，以伦理调和的平等、效率和安全的登记价值位序确立，已成为了主要立法体例的普遍共识。对中国而言，在国家登记模式痼疾难消之际，遵循公共选择理论而嵌入民间登记模式，也许是走出行商管制困局的可行之选。 |